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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书五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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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for books and five sutra
 
 

四书五经是四书五经的合称,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。四书指的是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;而五经指的是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和《春秋》,简称为“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”,在之前,还有一本《乐经》,合称“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”,这六本书也被称做“六经”,其中的《乐经》后来亡佚了(焚书坑儒导致),就只剩下了五经。《四书五经》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,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。

四书】

简介  四书为儒家经典,南宋学者朱熹将《礼记》中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,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合为四书。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、孟子,所以称为《四子书》(也称《四子》),简称为《四书》。之后各朝皆以《四书》列为科举考试范围,因而造就《四书》独特的地位。甚至宋朝以后《四书》已凌驾《五经》的地位。

  南宋光宗绍熙远年(1190年),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汇集到一起,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。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“先读《大学》,以定其规模;次读《论语》,以定其根本;次读《孟子》,以观其发越;次读《中庸》,以求古人之微妙处”。并曾说“《四子》,《六经》之阶梯”(《朱子语类》)朱熹著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具有划时代意义。汉唐是《五经》时代,宋后是《四书》时代。

  “四书”指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《大学》四部书。 其中,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分别是孔子、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, 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则是《礼记》中的两篇。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。不过,在朱熹之前的程颢、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。他们认为,《大学》是孔子讲授“初学入德之门”的要籍,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;《中庸》是“孔门传授心法”之书,是孔子的孙子子思“笔之子书,以授孟子”的。这两部书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,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。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,朱熹把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这四部书编在一起。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、曾参、子思、孟子,所以称为 “四子书”,简称即为“四书”。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,其 中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注释称为“章句”,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,所以称为“集注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 朱熹所编定的《四书》次序本来是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,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。后人因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篇幅较短,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,而把《中庸》提到《论语》之前,成了现在通行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顺序。

  由于朱熹注释的《四书》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,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,切于世用;又由于以程颢、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“程朱理学”地位的日益上升,所以,朱熹死后,朝廷便将他 所编定注释的《四书》审定为官书,从此盛行起来,到元代延佑年间(1314——1320)恢复科举考试,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《四书》之内,明、清沿袭而衍出“八股文”考试制度,题目也都是在朱注《四书》里。由于这些因素,使《四书》不仅成为 了儒学的重要经典,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,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。所以,有人把《四书》与西 方的《圣经》相比,认为它是东方的“圣经”。事实上,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,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,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。

【五经】  

 
简介

  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,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。儒家本来有六经,它们是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仪礼》、《乐经》、《周易》和《春秋》。

  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,据说经秦火一炬,《乐经》从此失传,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,共七经;唐时加上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,《春秋谷梁传》、《尔雅》,共十二经;宋时加《孟子》,后有宋刻《十三经注疏》传世。“十三经”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,就传统观念而言,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谓之“经”,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属于《春秋经》之“传”,《礼记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均为“记”,《尔雅》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。后来的五经是指: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。

  “五经”指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易经》《春秋》五部。 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,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。原称“诗”或“诗三百”,汉代儒生始称《诗经》。现存的《诗经》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,所以又叫“毛诗”。

  据说《诗经》中的诗,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。按所配乐曲的性质,可分成风、雅、颂类。“风”包括周南、召南、邶风、庸阝风、卫风、王风、齐风、魏风、唐风、秦风、陈风、桧风、曹风、豳风组成,称为十五国风,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,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,共160篇。“雅”包括小雅和大 雅,共105篇。 “雅”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,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。“颂”包括周颂、鲁颂和商颂, 共40篇。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。一般来说,来自民间的歌谣,生动活泼,而宫廷贵族的诗作,相形见绌,诗味不多。 《诗经》是中国韵文的源头,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。它形式多样:史诗、讽刺诗、叙事诗、恋歌、战歌、颂歌、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。它内容丰富,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如劳动与爱情、战争与徭役、压迫与反抗、风俗与婚姻、祭祖与宴会,甚至天象、 地貌、动物、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。可以说,《诗经》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。而 《诗经》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。

  《尚书》意为“上古之书”,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。春秋战国时称《书》,到了汉代,才改称《尚书》。儒家尊之为经典,故又称《书经》。 《尚书》据说原有一百篇,秦代焚书后,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,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,称今文《尚书》。汉武帝时,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《尚书》,比今文《尚书》多十六篇,称为古文《尚书》,这十六篇不久亡佚。晋人伪造古文《尚书》二十五篇,又从今文《尚书》中析出数篇,连同原有的今文 《尚书》共为五十八篇,也称古文《尚书》。《十三经注疏》中的《尚书》,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《尚书》。 《尚书》包括虞、夏、商、周书。《虞书》、《夏书》非虞夏时所作,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。 《商书》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、命、训、诰,其中《汤誓》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,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,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。《盘庚》三篇古奥难读,较多地保留了原貌。 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,虽然语辞古奥,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、尖锐的谈锋,还是可以感受到的,如他说: 非予自荒兹德,惟汝含德,不惕予一人。予若观火,予亦炪谋,作乃逸。若网在纲,有条而不紊;若农服田力穑,乃亦有秋。(《盘庚》上) 短短的一段话,用了三个比喻,贴切、生动,具有形象性。其中“有条不紊”作为成语,至今仍被沿用。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,说那样便会“若火之燎于原,不可向迩,其犹可扑灭”,弄得不可收拾,比喻也很生动。 《周书》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。其中《牧誓》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,《多士》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; 《无逸》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。这些作品叙事清晰,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。写于春秋前期的《秦誓》,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,表达了愧悔、沉痛的感情,文章这样写道: 古人有言曰:“民讫自若是多盘。”责人斯无难,惟受责俾如流,是惟艰哉!我心之忧,日月逾迈,若弗云来!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,如果自以为是,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,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,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,写得相当传神。比起《商书》和周初的文字,要流畅得多,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 《尚书》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。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,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,加以年代久远,传写讹误,十分艰涩难读。韩愈谓之“周诰殷盘,佶屈聱牙”(《进学解》)。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,在情感的表达上,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。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,地位都很高,言语之间,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。对于后人来说,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,质朴自信,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。所以《尚书》的文章,受到很高的推崇。汉代《尚书大传》引子夏语,谓之“昭昭如日月之代明,离离若参辰之错行”,也是有感于此吧。不过,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。

  《周礼》亦称《周官》或《周官经》,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。儒家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作为六经。孔子收徒讲学时,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。不过,孔子所讲授的礼、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、乐已有很大的区别。他认为,《乐》教,可以使人“广博易良”;《礼》教,可以使人“恭俭庄敬” (见《礼记·经解》)。孔子还说过:“不学礼,无以立。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在孔子看来,不学礼,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。因此,必须“立于礼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。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,从国家的典章制度,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。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,有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。《周礼》是讲周朝官制的,《仪礼》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(如冠、婚、丧、祭等具体仪式),《礼记》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《礼经》的记录,内容有关礼的性质、意义和作用。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作了注解之后,才有了“三礼”这一名称。“三礼”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,但只有《仪礼》(17篇)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。 《周礼》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,添附儒家政治理想,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。由于我国早在夏、商、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,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,所以《周礼》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,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。全书6篇,即《天官冢宰》、《地官司徒》、《春官宗伯》、《夏官司马》、《秋官司寇》、《冬官司空》,各篇分为上下卷,共12卷。这6篇中的《冬官司空》早佚,到汉时补以《考工记》。 《周礼》为何人所作,何时产物?历来也是有争论的。古文经学家认为,它是周公旦所作。今文经学家认为,它出于战国,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。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,参证该书中的政治、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,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。也有人认为,《周礼》成于汉初。 《周礼》一书,东汉郑玄撰有《周礼注》,唐朝贾公彦作《周礼正义》,清代孙诒让也撰有《周礼正义》,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《周礼》提供了参考资料。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,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。 辅助周王的大官,相传有太师、太傅和太保三公。成王时,周公为师,召公为保。“相王室以尹天下”。周公的儿子伯禽,也当过周王的师保。在令尊、令彝铭文中,周王命他“尹三事四方,受卿事寮”。“三事”是三种官职的总称,即政务官、事务官和地方官。“四方”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。“卿事寮”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。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,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,即太宰、太宗、太史、太祝、太士、太卜,合称六卿。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。三左是太史、太祝、太卜;三右是太宰、太宗、太士。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,协助周王处理政务。 周王朝,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,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。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,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。太卜是管卜筮的,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。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。太史这一职位,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,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,称为“作册毕公”。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。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,也是重要的职务。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,各有专职,所以总称为卿事寮。除六卿之外,周朝还设有五官:司徒、司马、司空、司土、司寇。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“司土”,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。司空在铭文中写作“司工”,是管理百工职事的。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。司徒、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,合称“三有司”。司土管版籍爵禄,司寇管刑罚,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,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。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,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、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(趣马)等等,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,还有其他的官吏,如管理山林川泽的,管理市场货贿的,管理贵族吃、穿、用以及娱乐的,都有“官司之守”,也就是专门的官吏。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,大都是世袭的,世代享有特殊的、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。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,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,分布着许多封国,所以称为“四方”,具体地指侯、甸、男等诸侯,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。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,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,从事征伐,捍卫周天子,成为方伯,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,不是诸侯的封号。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,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,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。 所谓“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”的五等爵制,无论是商代或西周,都是不存在的,是后人加工的结果。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,总的说来,它是从商代“内服”和“外服”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,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,体制也越系统化了。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,又是宗亲,三位一体,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,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。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,还有它的影响作用。《周礼》还包含着古代宗教、经济政策、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,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,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。

  《易经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,被誉为诸经之首,三玄之一。《易经》也叫做《周易》,就是周代之易, 孔子定为五经之一, 计有24070字。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. 本经包括八卦, 重卦, 卦辞, 为易有主体, 故称为经;大传包括上彖, 下彖二, 上象三, 下象四, 上系五, 下系六, 文言七, 说卦八, 序卦九, 杂卦十, 此十者合称十翼.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, 故曰传. 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,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,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,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,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,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,地道,人道的变化规律。

  《春秋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,后来仅有鲁国的《春秋》传世,便成为专称。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《春秋》,相传经过孔子整理、修订,赋予特殊的意义,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。 《春秋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,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,起自鲁隐公元年(前722),迄于鲁哀公十四年(前48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。它是纲目式的记载,文句极简短,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。但它的语言表达,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,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。 《春秋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“春秋笔法”。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,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,因此《春秋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“微言大义”的经典,是定名分、制法度的范本。并且,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,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。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,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。当然,刻意求深,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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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
不详
发布者:  admin 发布时间:  2009-1-14 浏览人数: 2322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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