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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家 道教 道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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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religious and theory of Taoism
 
      上世纪80年代以来,兴起了一股研究道家道教文化的热潮,至今仍可以说方兴未艾。这研究热潮的兴起,一方面是有一批海内外学者(如王明、汤一介、陈鼓应、卿希泰等许多学者)的推动,另一方面又是与传统文化研究的发展一致的。

 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儒、释、道是否三足鼎立,似乎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,除了佛教、佛学是“外来”的,儒、道一家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,究竟谁的资格最老,也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。不过,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,则是毫无争议的。

  和儒、佛二家相比,道家以“道”为主要特点,名实相符,一目了然。但是,“道”字原本并非道家之“专利”,周秦诸子“道论”之作很多,汉以后的儒者讲“道统”、“原道”,也使用这个“道”字。到了宋代,从周敦颐、二程至朱熹一批被称为理学家的大儒,他们以儒家为主,兼容佛、道二家思想的某些内容,再一次改造儒学,被认为是继承道统之学,《宋史》集为《道学列传》,其序言反映了儒家对“道”字与“道学”的理解:

  “道学”之名,古无是也,三代盛时,天子以是道为政教,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,党、庠、术、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,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。是故盈覆载之间,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,以遂其性。于斯时也,道学之名,何自而立哉。

  文王、周公既没,孔子有德无位,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,退而与其徒定礼乐……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。……孟子没而无传。两汉而下,儒者之论大道,察焉而弗精,语焉而弗详。异端邪说起而乘之,几至大坏。

  千有余载,至宋中叶,周敦颐出于舂陵,乃得圣贤不传之学……

  迄宋南渡,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……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,明善诚身为要,……道学盛于宋,宋弗究于用,甚至有厉禁焉。后之时君世主,欲复天德王道之治,必来此取法矣。

  这里,似乎和道家的“道”一样,是“无所不在”的,所谓“盈覆载之间”。但是其儒家的特点也是十分鲜明的,那就是重礼乐、《诗》、《书》,实行王道之治,“以格物致知为先,明善诚身为要”。无论是目的或方法,都是与道家、道教之修道不同的。

  至于佛教之用“道”,相对要简单些,“道”字在佛经中难得找到一个较确切的对应辞,早在唐代译“道”为“菩提”抑或“末迦”就是争论过的问题,这里我们无法深究。从历史事实看,佛教在初传中土之时,曾借用过道家之“道”是可以肯定的,当时人讲佛教,常常使用“佛道”、“释道”这样的词。宗密在《盂兰盆经疏下》中说:“佛教初传北方,呼僧为道士。”两晋南北朝时期,僧人被称为“道人”、“道士”的很多(不必一一列举),佛教诵经礼拜之所乃至佛寺也被称为“道场”,甚至“道具”一辞,开始也是佛家用的器物。这种情况,是一种表象的情况,理应与当时道教已产生并流行有关。一开始人们祭祀黄老、浮屠难分,而外来的佛教又特别需要努力与中土民情相结合。从魏晋到隋唐,道教日益成长,佛教越来越站稳脚跟,佛道之争愈演愈烈,围绕着“道”的争论也是很多的:一方面佛教不时诘难道教的道,比如道教强调道“至极最大”,佛教就会说道既法自然,那就不是至尊,用这种思辨诘问,使道教陷于自相矛盾的困境;另一方面有时又引用道教的“道”论,例如唐初因傅奕上言“废佛法事”,法琳奉命“陈对”,就曾用过“至道绝言”,且引老庄之言,但其目的却是“演涅槃?”“说般若”,还用“历史”证明关令尹之后“事佛不事道”(《集古今佛道论衡》卷丙)。再者,佛教中“道”字的用法与含义多与道教不同,有时候“道”是菩提或涅槃的代名词,如“道树”就是“菩提树”;有时候“道”与“法”、“义理”、“因果”相联,如北魏昙鸾注解“胜过三界道”说,“道者,通也。以如此因,待如此果……通因至果,通果酬因,故名为道。”(《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》注)如此之类例子颇多,不必详列。从上述情况看,佛教的“道”字,主要只是名词的借用以及相近梵言的意译,没有道家道教那样的深刻意义。 

  对于道家、道教来说,这个“道”字就有根本的、全面的、深刻的意义了。道家、道教离不开“道”,名实相符,“道”也在道家、道教思想文化中得到充分的发展,由此而形成中国所特有的“道学”。

  关于道家与道教,大家都习惯用了,也不必时时刻刻去定义它们,如果要概括地表述一下,我想直接引用上世纪80年代初王明先生在《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》一书“序言”的几段话:

  道家和道教两个术语,有联系又有区别。习惯上有时把道教也称为道家。说严密些,道家和道教不是一回事。

  道家属诸子的学派之一,是一种哲学的派别。如先秦的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以及后世的《阴符经》都属道家,它们本身都不是宗教性质的书。至少后来有些道教徒注释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和《阴符经》,那是另外一回事。道家的思想跟后来道教的理论有某些相似和相通之处,但也有根本不同和相反的情况。《老子》五千文,有不少神秘的语言,能为宗教所利用。东汉时,原始道教一个派别五斗米道的祭酒主诵习《老子》。同时托名河上公注的《老子章句》和了《老子想尔注》都是专门宣扬道教的典籍。桓帝时,除了多次遣使到苦县祭拜老子外,还亲祀老子于濯龙宫。老子逐渐被神化,竟至成了道教的教祖,以《道德经》编列诸经之首。道教的形成和发展,跟道家老子确实具有某些历史的渊源关系。

  汉刘歆《七略》,道家与神仙家原分为二,各自为录,只是到了后世,道教与古神仙说关系才密切起来。但是,作为宗教信仰的基木标志之一必须有个至上神的观念。道家的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都没有这种思想言论,它摆脱了殷周以来上帝和天神的传统宗教信仰,大力描述一种宇宙的绝对精神(“道”)作为至高无上的支配力量。

  我想,关于道家与道教的联系和区别,以上的表述是比较清楚的,多加阐释、发挥,也离不开这基本说明。

   截至目前为止,我们和许多学者一样,一直谨慎的使用“道家道教文化”这样的词语,而没有用“道学”一词。但是近年来,有些学者正式打出了“道学”的旗帜,出版了《道学研究》专刊,不只一次地召开了道学研讨会。我在一次会上谈到了“道学”这个提法问题。过去之所以避免提“道学”,是因为关于“道学”的提法和理解,存在一些歧义,例如上述《宋史》的道学类传实际是大儒传。儒、道难分怕引起误会;又如过去在生活中,“道学先生”似乎是一个贬义词,形容有些迂腐习气,《红楼梦》中的袭人就被晴雯说成是“越发道学了,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!”(64回)当然,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,现在和今后,人们不会再去清这些老账了。公开倡导作为道家道教文化的道学,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而且,从历史上看,称道家之学为“道学”,也是渊源有自的,《隋书•经籍志》在子部记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等道家著作之后写道:

  自黄帝以下,圣哲之士所言道者,传之其人,世无师说。汉时,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,文帝宗之。自是相传,道学众矣。

  这是唐初人的记述,是当时人的一种对道家的看法,也是汉以后学者们看法的总结和发展,是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。我们从以上引文的前后叙述看更为清楚,关于道和道家的说明,既有黄老之言道的基本观点,也有儒家学者对道家的评判,这里就不详说了。但是,从以上引文及其所述对象看,凡是述老庄的,“言黄老”的,可以总称之为“道学”。从《隋志》记载看,除《老》、《庄》之外,包括《鬻子》、《抱朴子内篇》乃至《夷夏论》、《简文谈疏》、《广成子》)等一些后起的道家著作,正所谓“道学众矣”。

  另外,《隋书•经籍志》在集部又附有《道经》377部,1215卷。这些道教经书,当然是今人“道学”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。不过道教经书与道家原典《老》、《庄》之密切关系,《隋志》是已经注意到了的,所以它写道:

  自上古黄帝、帝喾、夏禹之俦,并遇神人,咸受道箓,年代既远,经史无闻焉。推寻事迹,汉时诸子,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,大旨皆去健羡,处冲虚而已,无上天官符箓之事。其《黄帝》四篇,《老子》二篇,最得深旨。

  这唐初的史书表明,时人清醒的知道,“道箓”之类的书是后起的,“经史无闻”,原本“道书”只有《老子》、《黄帝》四篇等类可以查考(实际上黄帝之书也是后人编造的,不过早于“道箓”之类罢了)。《隋书•经籍志》接着还讲了陶弘景、寇谦之等人“受道经符箓”之事,有的受之于太上老君等,一直写到隋朝:

  大业中,道士以术求进者甚众。其所以讲经,由以《老子》为本,次讲《庄子》及《灵宝》、《升玄》之属。其余众经,或言传之神人……

  道士讲经,以《老子》为本,连同上引记载,以及整个道教、道经发展的事实,反映了老子其人(太上老君)其书(《道德经》)在道教和道经中的突出地位。

  《隋书•经籍志》似乎未明确把“道经符箓”列入“道学”,但并不能影响我们今日把道教文化(以各种“道经”为重要内容的文化)列入“道学”范围,如果要找点根据,葛洪时代人们已经把道教法术称为“道学”,其《神仙传•李仲甫》记载,李仲甫“少学道于王君”,“兼行遁甲,能步诀隐形”,有张生用匕首对他“左右刺斫”:

  仲甫已在床上,笑曰:“天下乃有汝辈愚人,道学未得,而欲杀之,我宁得杀耶?……”
    此所谓“道学”,显然指的是“法术”、“道术”。则道教之各种法术,亦可称之为“道学”。

 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,无论道家道教文化或者道学研究应该包括哪些内容?主要的当有:

  首先,关于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的研究,我们称之为“老学”、“庄学”,或者老庄学,包括老子、庄子其人其书的再研究,历代对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的改造和诠释,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的现代价值,等等。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的思想对诸子百家有很大的影响,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及其注释在道教经典中分量不小,无论在道家或道教的研究中,都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。

  其次,关于黄老之学的研究。从前引《隋书•经籍志》的记载看,当时的“道学”,原本即指“言黄老”之“道”而言,《史记•陈丞相世家》说陈平“少时,本好黄帝、老子之术”,应该就是好黄老之学。对黄老之学的研究,学术界早就开始了,并且有较多的成果,但看法不完全一样,大家公认黄老之学是以老子道家学说为主而兼容他家。兼容,本是战国秦汉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趋势,问题是以什么为主,秦汉最为明显的是有以道家为主的兼容综合,和以儒家为主的兼容综合,前者我们称之为新道家,后者有人称之为新儒家(秦汉时期的新道家、新儒家,儒道二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,还会继续有新的变化,可称之为魏晋新道家、宋明新儒学,乃至当代新儒家、当代新道家等等)。这样划分,是为了对学术思想作进一步梳理和深入的研究,至于具体哪一些学派、学人、学说应如何归并,那是可以具体研讨的,并不是所有具有综合性特征的思想都笼统称之为黄老之学,无法否定的大儒董仲舒显然也有综合性特征,人们甚至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找出一些黄老思想,但黄老之学中决不会包括董仲舒。黄老之学当然是有一定范围的,我们要研究的是,主要言黄老之道的学人和学说。这些,可以也应该纳入道家、道教文化和道学的研究范围。

  第三,其他道家诸子的研究。如《汉书•艺文志》和《隋书•经籍志》中所著录的道家诸子,包括《伊尹》、《太公》、《辛甲》、《鬻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文子》、《[虫+肙]子》、《关尹子》、《老成子》、《长卢子》、《王狄子》、《公子牟》、《田子》、《老莱子》、《黔娄子》、《宫孙子》、《鹖冠子》、《黄帝四经》、《黄帝铭》、《黄帝君臣》、《杂黄帝》、《孙子》、《捷子》、《曹羽》、《郎中婴齐》、《君臣子》、《郑长者》、《楚子》、《道家言》等等,还有《隋书•经籍志》中补录的《守白论》、《任子道论》、《唐子》、《杜氏幽求新书》、《抱朴子》、《符子》、《夷夏论》、《简文谈疏》、《无名子》、《玄子》、《游玄桂林》、《广成子》,等等。

  这一部分内容有几个问题要说明,一是它将与上一部分黄老之学的内容交叉重叠;二是大部分图书早已亡佚,后来辑佚的或者后出的,要仔细考辨;三是新出土的简帛,如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的帛书“黄帝四篇”等,有可能即为原来的《黄帝四经》等著作。与此同时,新出土的资料中完全可能有一些原来没有著录过的内容,那就需要我们加以探究和归类。

  第四,道教研究,包括道教历史、道教经典、道教思想等的研究。道教史的深入研究,不仅是回顾过去,更重要的是正确理解现在和更好地展望未来。道教经典很多,也可以用“汗牛充栋”来形容,一部五千余卷的《道藏》就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大矿。道教思想可以从多方面展开研究,道教信仰、道教戒律的研究都将很有意义,道教醮仪和法术、符箓的研究对道教的发展也是重要的。道教文化的研究、道学研究理应包括这些内容。

  以上所作简要的概括,应该不会有大的偏差,重要的是今后我们如何实行,望有志于道家道教文化研究、有志于道学研究的同道,共同努力,弘扬和发展道家道教的道文化。(信息来源:中国民族报)

作者不详 转自佛教研究网

 
  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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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者:  admin 发布时间:  2009-7-8 浏览人数: 2622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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